编者按
2023年7月17日，中国科学院对外宣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研团队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第15地点的哺乳动物化石中识别出一块人类顶骨。这是50年来周口店遗址区域再次发现更新世人类化石，显示出该遗址仍蕴藏着丰富的科学资源和巨大的发掘潜力。
自1929年北京猿人（周口店直立人）第一件头盖骨化石出土以来，这里成为全球范围内出土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数量最丰、种类最全且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人类遗址。而裴文中等学者在这一遗址开展的早期研究工作，为我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及哺乳动物学的建立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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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毕业已有大半年的裴文中，幸运地得到了一份糊口的工作——到周口店考古挖掘现场担任中方负责人的助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家境清贫的他即便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裴文中曾说：“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作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后来，我有兴趣的事业都走不通，不得已又回归地质本行。”
裴文中所说的本行是地质，但他却是个妥妥的“文青”。上学期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是裴文中的必修课。他小试牛刀的作品“戎马声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鲁迅评价这篇文章属于一种“乡土文学”。
“我太清闲了，闲的难过”
有作品傍身，裴文中要养活自己还是很难。迫于生活的压力，他给中国现代地质学奠基人、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写了封求职信。翁文灏给了这个年轻人一份临时的化石研究工作。虽然裴文中完成了这份临时工作并得到了翁文灏支付的30元奖金，但他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满意。
这30元钱暂时缓解了裴文中当时的生活窘境。没过多久，裴文中只能再次向翁文灏求助。翁文灏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将中方负责人助理一职给这位自认为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入了北京大学的理科，又不知道为什么而入了地质系”的年轻人。
1928年4月，当裴文中加入周口店的挖掘工作时，他曾担心无法胜任。此时，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已经开展了近7年，而距离发现第一颗古人类牙齿也有5年了。现场熟练的工人已可以分辨出化石的种类，而此时负责管理工人和计算账目的裴文中，却连什么是脊椎动物都拿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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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左起）裴文中、王恒升、王恭睦、
杨钟健、步林、步达生、德日进、巴尔博
在周口店遗址合影
来源 | 北京自然博物馆
“我太清闲了，闲的难过。”在1934年出版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中，裴文中这样写道。“太清闲”的裴文中便申请参加发掘。在挖掘中，他不但得到了杨钟健、步达生及德日进三位先生的指导，还经常向工人请教。
步达生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德日进曾任法国地质学会会长。为了补足专业知识，在英文水平“凑合事”的情况下，裴文中用了一年时间读完了基尔特所著的《古生物学》第3册（英文版）。读完书后，裴文中仍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德日进便亲自带他到地质调查所的陈列馆中，对着标本进行讲解。
在几位前辈的指导下，裴文中成长得很快。1929年，步林和杨钟健离开周口店去其他地区进行考察，周口店的发掘事宜由裴文中全权负责。11月底，天气渐冷，原本应该停工了，但裴文中决定再多干几天，此时刚刚发现了一个新洞口。这个洞口就是后来的“猿人洞”。
开掘猿人洞的第二天，12月2日，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了。“我的运气真好！猿人头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那时天色已晚，若加细工作起来，我怕到晚上也掘不出来。其实他已经在山中过了不知几千百万日夜，并不在乎多过一夜；但是我不放心，脑筋中不知辗转了多少次，结果决定取出来，用撬棍撬出。结果呢，头骨一部被震动而破碎了；这样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但是这个机会却使我知道中国猿人头骨的厚度，我们现在的人，头骨比较薄，而猿人头骨异常的厚若，说猿人是人，真冤枉！从这一点看来，他真不像人。”在《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中，裴文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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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文中怀抱加固后的北京人头骨
来源 | 北京自然博物馆
因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1930年裴文中获得中国科学社授予的金质奖章。当时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的故事，也是媒体最热衷报道的内容。但裴文中对周口店的挖掘并没有停留在此。1931年夏、秋，发掘鸽子堂时，挖掘团队找到2000多件石英片和几十件其他岩石作的石器。裴文中认为这是中国猿人的制品，但也有人认为是自然碎石。
当时，国内还没有发现过类似的石片，教科书上的也没有相关的案例。裴文中便设计了打击石英的试验，模拟了制作这种石英片的方法，得到了与出土的石英片相似的标本。
1931年秋，法国旧石器考古学权威学者H.Breuil受邀来华，在考察了从周口店出土的石制品后，不仅确定了这些石片并非天然形成，还邀请裴文中去法国深造。同年，论文“周口店下更新统洞穴含人化石堆积中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石器之发现”在《地质学会会志》第2期上发表。
这篇论文是中国人独立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这不仅意味着裴文中正式步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行列，而且周口店也由人类古生物化石地点转变为古人类文化遗址。
1931年，裴文中迎来了一位助手——贾兰坡。在贾兰坡眼中，裴文中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从不“拿大”、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在野外一起调查时，多难走的路也走，多难爬的山也爬，到穷乡僻壤对吃喝住行从不挑剔。
革新发掘方法
最清闲的时刻
“（民国）二十一年的工作，可以说是最清闲”，由于化石很少，裴文中常常觉得闲得没事做，并计划着改变挖掘的方法。他和步达生商量，改换挖掘地点，由山顶开挖。裴文中干了不到20天，接到了步达生的来信，要求改变挖掘方法，将古生物学的规范，变成考古学的规范要求。
1932年，已有计划的裴文中开始改革发掘方法。为了补充考古知识，特别是史前考古知识，裴文中主动向学成回国不久的李济博士学习。此前，李济在发掘西阴村时已开始使用当时先进的考古挖掘方法。
经过一年的实践，到第二年发掘山顶洞遗址时，挖掘工作达到了空前精密程度，“以一平方公尺为一方，以半公尺为层”“每掘半米，画一张平面图”“每隔二公尺有一个南北剖面”“每天从不同的三点，更照像三张，是为记录照像”“凡是人类遗物及其他各种重要化石及重要地质上的观察结果，都画在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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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格画方”的发掘方法沿用至今
来源 | 中国科学报
挖掘出的废土和石块没有合适的堆放位置，需要经常移来移去，严重影响挖掘工作的进度，1933年裴文中决定要搞“机器化”。开始阶段，他本着“土法制作”的原则就地取材，制作了快速运输的铁架。但是这些借来、凑出来的材料，制作的运输装置运转并不流畅。不得已，裴文中返回北平城里，定制了所需的零件。裴文中曾做过计算，新的搬运工具使用后，土石的运输效率比之前提高了30倍。
过着“原始”生活
裴文中认为自己是一个“很随便而遇事无可无不可的人”。可能是裴文中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他总觉得工作还可以再多些。“我们每日工作的时间，也不一定，总墨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老法子。夏季天长夜短，我们可以工作十个小时之多，（除休息外，实际工作也不过八小时）；冬日天短夜长，我们只能工作七小时，甚或只六小时，因为在洞中工作时，晚上黑得很早，早晨却亮得较晚。”
但从助手贾兰坡看来，裴文中对周口店工作管理抓得很紧，工人干活时，裴文中会到各地点检查发现物，唯恐遗漏标本。“所有人都每天从早到晚都不停地工作，既无星期日，也没有休假日。工人们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钟点，过着‘原始’生活。包括我在内的所谓‘先生’，工作时间就更没有一定了，当天的事情当天做完，由早干到晚，不管有几个地点发掘。”
挖掘工作配合一系列研究工作，使国际学术界承认中国猿人不仅是会制造石器的古人类，而且还懂得用火。由于其头骨形态很像爪哇猿人，因此，这些发现和研究还解决了“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确立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猿人阶段的存在，揭开了古人类学研究史的新一页。
裴文中曾希望能够在周口店中发现先人们的艺术作品。“我于是许下了愿，向技工人说，如果找见艺术作品，包括:壁画、洞画、骨角画及雕刻物品，我请他们吃一个全猪。吃全猪的希望，至开掘的终止，总没有达到。我很奇怪山顶洞的人，不爱好艺术，而无作品留给我们，使我们不能吃一个全猪。”
1935年，裴文中离开了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前往法国学习深造。贾兰坡接替了裴文中，成为新的负责人。在他的带领下，周口店又发现了三具“北京人”头盖骨。贾兰坡最敬佩裴文中：“心胸开朗，他的思想好像一潭清水，明澈到底，连其中的沙粒都使你看得清清楚楚，有事摆在明处，不会耍手腕。”
新中国成立后，裴文中一直希望能再次找到中国猿人化石。1966年，周口店第1地点重启发掘工作，裴文中选择了顶部作为发掘区，并在此区域先后发现了一块枕骨和两块额骨。
从1929年那枚震惊世界的头盖骨，到 1966年重逢的远古化石，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岁月，始终贯穿着一份 “闲不住” 的执着。他以 “打格画方” 的严谨重塑了考古规范，用 “土法机器化” 的智慧突破了时代局限，更以 “遇事无可无不可” 的豁达，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劈开一条通路。
参考文献：
[1]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M].北京:地震出版社,2001.
[2]从周口店早期工作看裴文中先生对史前考古学的贡献──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90周年[J].第四纪研究,1994,(04):330-338.
[3]令人怀念的裴文中先生[J].第四纪研究,1994,(04):285-292.
[4]回忆父亲生活和工作中的几个片断[J].第四纪研究,2002,(01):39-46.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出品